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红海行动》票房超过36亿，在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上位列第二。此前同样口碑与票房双双获得丰收的同类影片是《湄公河行动》。它们与官方合作（海军与公安部），改编自真实事件，从筹备起就带着主旋律味道，而成片则是典型的商业作品。
作为两部影片的导演，53岁的林超贤第一次彻彻底底被推到了台前。他是陈嘉上的徒弟，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以拍摄动作片为主，将张家辉与谢霆锋捧上影帝宝座，“行动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前一直缺乏叫好叫座的代表作。“师傅”陈嘉上、林岭东，同辈叶伟信、陈木胜，在港片的黄金时代，都贡献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经典作品。
那么，成就主旋律与商业电影融合创新的导演为什么是他？
回顾林超贤的北上之路，从《证人》到《破风》，他的作品日渐精良，不乏机巧。在一批老牌香港导演被观众质疑为何频出烂片时，他的影片票房尚可、口碑稳中有升。林超贤坚持拍摄动作片，对动作的恰当理解与大场面的娴熟操控堪称业内翘楚。
与博纳的合作也是成功重要因素。离开了日益没落的香港电影市场，内地充足的投资使他得以放开手脚。
拍片二十余年，林超贤的性格没有变过：条条框框内，他会做到最好。主旋律——这把令很多导演敬而远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被林超贤摘下，握在手中杀出一条生路。
他入行时，香港电影正处于黄金时代。等当上导演，黄金时代只剩了个尾巴。1998年，刚获金像奖准备大展宏图的林超贤，接连遇上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电影盗版潮、SARS。香港导演纷纷北上，林超贤一度无片可拍。
向林超贤的前半生回望，会看到一个折磨与坚持角力的故事：一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如何因时代流变成为失意者，郁郁不得志近十年后北上重生，并成为主旋律商业电影的最佳人选。
寻枪
陈嘉上认为，林超贤在《湄公河行动》 和 《红海行动》 中的一些处理是他完全不能超越的，“对镜头的掌控，天啊，这王八蛋太厉害了！”见到师傅徐克，陈嘉上对他说：“我虽然比不过你，但我的徒弟超过了你的徒弟”
“嘭！”又一声枪响，那是导演林超贤用来代替“Action”的信号。自从来了摩洛哥，他枪不离手。拍摄现场沙尘漫天、风声呼啸，只有枪声能生生杀入人耳。演员海清害怕和林超贤坐同一辆车，他总是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枪，她怕走火。
林超贤似乎对枪有着格外的热忱。他的故事正是从寻一支特别的枪开始的。
1991年，导演陈嘉上筹拍电影《神探马如龙》，副导演林超贤提出给主演刘松仁加入快枪手的设定。为拍出新意，又考虑到运动射击对器材的需求，陈嘉上希望林超贤找到一支特别的枪——口径不大、单发制、压腕贴合用枪人的手腕特性。在陈嘉上印象中，正是从那时开始，林超贤爱上了枪械。“带个头多好玩，大家都没有（研究枪），他来弄。”
林超贤跑遍香港，赶制出一支枪。开拍前，他和刘松仁一起去射击场练习。枪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林超贤的生命中，此后他参与的影片都有警察的存在。高中毕业考警察没考上，未竟的职业理想以另一种形式回归生活，他将专业知识迅速补足，兴趣亦由枪械转移到枪与人的关系。“警察用枪，受到法律规管，更谨慎。军人用枪，目的是解决敌人，直接利落。匪徒用枪，一通乱打，只求自保。”
研究透一个人如何用枪，他开始研究一群人如何用枪。小分队怎么攻敌、如何破门、怎样擒敌；一支队伍从哪里偷袭、在哪里佯攻、如何迎敌……他都钻研过。
对动作的钟爱也在拍摄《神探马如龙》期间显现。一场中枪滚下楼梯的戏，林超贤的想法与武术指导不同，他向陈嘉上解说机器该如何摆、人要怎么走位。这场戏没有预算、没有替身，林超贤自己上，咚咚咚滚下去，差点撞到摄像机。
入行早期，他时常一帧帧观看好莱坞动作片，分析拍摄手法，和同期入行的罗礼贤研究爆破，后来几乎一手操办了陈嘉上所有电影的动作场面。陈嘉上毫不吝惜对林超贤的赞美：他是香港最能跟好莱坞制作水平有得一拼的导演。相识多年的合作伙伴兼挚友梁凤英多次说：“林超贤就是中国的迈克尔·贝。”
入行算顺利，第二部作品《野兽刑警》就让他获得了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只怪时运不济，亚洲金融危机、盗版电影潮、SARS接踵而来，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草草收尾，又断崖式下跌。他在风华正茂准备大展拳脚的年头郁郁不得志，中途甚至停了两年去教书。等回过神来，香港导演纷纷北上，他在2008年也搭上合拍片的车。
资金的流入为林超贤插上了翅膀，充足的资源也让当年播下的种子开出了花。从《证人》开始，林超贤影片的场面愈发浩荡、规模愈发宏大，到了《红海行动》，虽讲的是小分队的故事，但多方角力让局面紧张激烈，世界观也相较他从前的作品更为广阔。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几位同行无不佩服地对他说：“就算给我同样的预算，我也拍不出《红海行动》的场面。”
如果说，从《证人》到《破风》，林超贤终于找到了呈现个人风格的最好形式，那么与公安部合作的《湄公河行动》和与海军合作的《红海行动》则将林超贤带入了新的局面——原来主旋律电影可以成功商业化，人物不刻板、剧情引人入胜，而完成这一切的，还是一名香港导演。
在找到第一支特殊的枪、学会用枪、丢掉枪之后，林超贤又寻了一把特殊的枪，它打破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看似不可共存的现状，消除香港导演对内地电影的水土不服，也让林超贤成为了同类影片的最佳操盘手。
学枪
在1989年《小男人周记》的拍摄过程中，担任制片助理的林超贤给陈嘉上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天很早到现场，听话，虽然有时不太灵光，但给他的任务一定能完成。所以，当电影拍摄结束，林超贤提出“导演，我想跟你学点东西”时，陈嘉上一口答应。
彼时香港电影仍保有手工业传统，师傅带着徒弟拍戏。林岭东师承王天林，马伟豪出自高志森门下，陈嘉上则跟过徐克。到了林超贤这一辈，陈嘉上成了他第一位正式的师傅。林超贤高中毕业，考警校未果，零基础入了影视的门，是不折不扣的“红裤子”——梨园唱戏小演员都穿红裤子，香港用来形容从基层做起、未经学院派教育的工作者。
动作片是90年代初香港最卖座的电影类型，1991年香港年度电影票房前五名中有四部是动作片。在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大获全胜的《阿飞正传》，仅获得975万票房、排在1990年票房排行榜第34位。以制作喜剧爱情电影为主的陈嘉上也将目标对准了动作片，《神探马如龙》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经过《逃学威龙》的成功，陈嘉上希望拍一部聚焦飞虎队的电影，准备《飞虎雄心》资料的任务落到了林超贤头上。
陈嘉上找了几位香港射击手和熟悉飞虎训练的人，带着主创培训，林超贤带队，学了一个半月，每天试用各种枪。陈嘉上灌输给林超贤的理念是：“从前没用过枪，拍戏必须让枪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拿着杀人武器，但并不恐惧。”这正中林超贤下怀。他学得很快，学成后甚至在《飞虎雄心》中饰演了一个角色。
在租来的房子里，林超贤将搜集到的飞虎队资料都贴在墙上，一年后正式开拍，资料糊满了整面墙。在一位飞虎队朋友的帮助下，他了解到选拔与训练的内幕，也参考了飞虎队内部教学视频。最终，《飞虎雄心》成了香港电影史上第一次大比例呈现飞虎队真实情况的电影，也成为之后影视作品飞虎队形象的参照物。作为副导演，林超贤还被香港的警察公共关系科约谈了一次，警方担心他的拍摄过于真实，坏人会借此破解警方的行动。
这是陈嘉上拍摄理念的展现：偏爱真实，重塑事件。“我不停讲光影交错，交错的是真实世界。他爱动作戏，人拿着枪，感觉是什么？反应是什么？我们开枪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飞虎雄心》对于香港很重要，之前大家拍（动作戏）都像舞蹈，浪漫，但用枪时，浪漫是不真实的。你要拍枪，必须懂枪。你要信心满满拿着自己的枪。”这个理念在林超贤心中不断演化，入行快三十年的今天，他仍会为了拍《破风》让演员练成半专业自行车手，为了拍《激战》让彭于晏将体脂率练到6%。
拍摄《飞虎雄心》时，林超贤独立导演了一段两个狙击手对战的戏，边拍边告诉陈嘉上重点是什么、差点什么。陈嘉上发现，林超贤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几次合作后，林超贤的执行力与完成度让陈嘉上放心将几乎所有任务交给他。往后，陈嘉上负责创意统筹，坐在导演椅上掌控全局，具体的活由林超贤操刀。林超贤当时的目标是“成为业界最好的副导演”。他的名字与陈嘉上长期绑在一起。张家辉在与林超贤合作《走投有路》之前，对林超贤的印象是“陈嘉上的金牌打手，有什么事陈嘉上就放他出来咬人”。
1997年，在陈嘉上的支持下，林超贤完成了导演处女作《G4特工》。这部电影阵容强大：编剧陈庆嘉，摄影是和吴宇森合作《英雄本色》、掌镜过《一个字头的诞生》的黄永恒，音乐请来了梅林茂，演员有张智霖、李若彤和黄秋生，郑丹瑞和谷德昭也分文未收前来助阵。林超贤回忆，在现场执导有种“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梁凤英参与了策划，在她眼里，当时的林超贤紧张多过激动，甚至在现场有一些无所适从，与现在游刃有余地指挥超过五百人的大型剧组相去甚远。林超贤也承认，虽然“控制欲得到满足，但早期的自己并不成熟，拍的时候还会东想西想，也把电影塞得太满”。
次年，林超贤与陈嘉上再度合作，拍摄《野兽刑警》。陈嘉上负责剧情构思，林超贤主控具体拍摄。男主角黄秋生饰演警察烂鬼东，他更像一名黑社会马仔，是黑白两道都相熟的边缘人，做过坏事，却又不至于大奸大贪，能够保持基本的正义。为人火爆，在警队最资深但最缺乏纪律，甚至殉私让杀人的黑帮好友潜逃。黄秋生因此获得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野兽刑警》获得最佳电影，陈嘉上与林超贤也凭此片获得最佳导演。尽管林超贤坚持人物形象设计主要来自编剧陈嘉上和陈庆嘉，但纵观此后让林超贤扬名的《证人》《线人》《激战》等一系列电影，无论是独眼亡命之徒洪荆（张家辉饰）还是出狱小混混唐飞（谢霆锋饰），都可以看到烂鬼东的影子——游走在黑白边界，立场与身份冲突，人性遭环境撕裂。
突如其来的“最佳导演”奖项让林超贤感觉不踏实：“《野兽刑警》是我们没呈现过的一种电影，这帮（拍动作片、爱情片的）人能做这样一个电影，是一个试验，成功了，拿奖了，很不真实。”理想状况下，如果香港电影环境没有改变，他多半会根据这份经验去思考下一步怎么走，这个试验也能因此走向成熟。
江湖告急
新晋金像奖最佳导演林超贤没有走上康庄大道，却迎来了生活接二连三的响亮巴掌。
他似乎对此早有预判。毕竟从1996年开始，全球最大的盗版窝点生产基地已经转移到香港。盗版DVD横飞，影院生意大受影响。《野兽刑警》上映时，为吸引观众，电影票价由50港币降到25港币。他没想到，委屈求全的半价票房只是开始。
就在《野兽刑警》获奖前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这场金融危机波及了香港的方方面面，本就空有其表、大厦将倾的香港电影受到重创。
1992年，港片创票房纪录，也保持了80年代以来年均超过两百部的产量。自此之后逐年减少，到1997年已不足百部。80年代港片主要依靠的台湾市场与东南亚市场因港片泡沫化对其兴趣大减，加上好莱坞电影全面进入，香港电影逐渐失去了最大的外埠市场。
金融危机像洒在伤口上的盐，将从前累积的矛盾全面展现，活在黄金时代影子下的香港电影溃不成军，电影产业遭到灭顶之灾。林超贤等人发现，一时间香港电影圈的人都在等工开，有的同事白天在公司守着，下了班去机场开出租车补贴家用。
“陈庆嘉想了一个反黑社会的题材，大概有400万的预算，我来拍。”400万，在 1993年还不够成龙片酬的五分之一（据1993年《香港周刊》杂志统计数据）。“总要做点什么，让香港电影有工可开，给很低落的电影圈一点气氛。”林超贤回忆。该片片名极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香港电影——《江湖告急》。梁家辉、吴君如、黄秋生等一众主演都以极低的片酬出演，工作人员纷纷帮手，当时整个香港只有两部电影在开工，这是其中一部。就连陈嘉上都担心“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电影了”。
电影的黑色幽默在压抑的环境下更具讽刺意味。这是一部黑帮野史，久哥是四大黑帮大佬之一，笃信着一些大佬规则，比如时不时要威一把、比如满口忠义、比如时常拜关二哥。他是24K纯流氓，没钱就抢。上位简单粗暴：跑路到伦敦，连买十期六合彩终于中奖，满怀豪情壮志决定回到香港重振旗鼓。电影开始不久突然遭到暗杀的久哥，决定借此机会消除异己，于是召开大会，名曰“江湖告急”。电影充满了对过往香港黑帮影片的嘲讽：口口声声仁孝忠义，却永远看重利益。
受命于危难的林超贤对这部电影下足了心思。时隔20年回溯，这可能是他生命中诙谐的一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闪现于银幕。它不同于日后林超贤电影画面中充斥的人性撕裂与爆炸式的荷尔蒙，仅靠平铺直叙的苦中作乐就展现出当时香港电影的无奈悲凉。这部电影也在林超贤心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多次采访中他都提到，目前最想拍的是《江湖告急2》。
电影拍完了，人在江湖依然身不由己。工作伙伴走的走，撤的撤。梁凤英记得，那段日子，林超贤喝酒很凶，喝了会谈到自己的不如意，会说自己孤独没人帮忙。
为了营生，也为了留在这个行业，他先后拍了《千机变》《冲锋陷阵》等作品。尽管《千机变》以2800万港币的票房冲到2003年香港本土电影年度票房排行榜第二名，但林超贤拍得极不开心：没有主题、纯粹为了商业而拍。“作为导演，我应该去控制影片的生命。但一直惭愧，种种原因我控制不了。那时也遇上SARS，大家都拍小成本影片来渡过这段时间。很失意，到了《冲锋陷阵》之后觉得不能再这样了，想做回副导演，甚至不做电影了。我看不到自己在行业的位置，看不到电影圈的未来。”
陈嘉上与梁凤英都看到了香港电影市场对林超贤的限制：预算紧张，会限制创作空间。林超贤学会并擅长的枪法在越发紧张的环境中渐渐丢失。
快要陷入绝境的他接到香港电影总会的邀请，希望他作为电影一线工作者去给香港的学院上课，培训专业的电影工作者——囿于环境变差，原有的电影工作人员纷纷转行，有工开也难找到人。林超贤答应下来，半是赚钱，半是沉淀。
拿回枪，再丢掉它
两年的教学生涯让近乎疲于奔命的林超贤终于歇了下来。他也得以回望来路，放眼未来。还爱电影吗？爱。还拍电影吗？拍。不想被干涉怎么办？自己拍。
梁凤英结束了别处的工作，分文不取过来帮忙。连着9个月，她每天从港岛住处到九龙林超贤的工作室，和他商量剧本，也带着剧本四处敲门找投资。“我很欣赏他，当他是我弟弟。我知道他心里有热血，他有想拍的东西，我想帮助他。”梁凤英对林超贤说得最多的是：“我和你一起努力，直到你去好莱坞拍戏。”尽管暗夜无边，但在她看来，林超贤早有与好莱坞相匹配的实力。坚持不懈之下，寰亚投资了《神枪手》。
这部因主演陈冠希“艳照门”事件延期到2009年才上映的影片，在人物塑造上更像《野兽刑警》的延续。故事讲述警队最精锐的狙击手跟刚出狱的首席神枪手亦正亦邪的角力对垒。神枪手的真正目标并非金钱，而是要挑战警队狙击手部队，欲单人匹马将狙击手全队打败，而年少气盛的天才枪手亦希望与首席神枪手一决高下。剧中有前首席神枪手参与大劫案的情节，连宣传语都是“战争，不在战场，在人心；仁义，邪恶，一念之间”。
林超贤称，《神枪手》是他第一部“想通了”的电影：情感脉络清晰，主题表达明确，没有旁人协助，思想全由他来把控。此后，他的自我探索明显分成了两条主线：一边是《火龙对决》《逆战》《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重爆破、重动作，肾上腺素飙升，荷尔蒙横飞；一边是《证人》和《线人》，着力于个人多重身份交织的冲突，展现人性在环境压迫下的纠结与撕裂。“拍动作戏需要能量，拍完一部我需要积累，歇一下，拍剧情比较重的戏。下一次又是比较狠的，到街上冲锋陷阵，再下一次又挑战剧情张力。”两条线齐头并进，构筑起林超贤的电影风格。
张家辉多次惊讶于林超贤对角色的投入。拍摄《线人》时，林超贤来讲他在医院外等待濒危太太的戏，“等一下你看到一群家属悲痛时，代表你太太已经死了。”说到这句他就哭了。海清拍《红海行动》第一场戏时，看到林超贤在前面动来动去，旁人提醒她：“导演在给你试戏呢。”往后每次开拍，她都等着林超贤先演一遍，“看他试了就知道100分是什么样了。”张家辉被林超贤问到对《证人》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他回的也是：“我没什么想法，也没什么意见。因为我相信我能说出来的，你应该也想到了，你肯定想得比我多。”
林超贤的探索获得了奖项的青睐：他的作品连续多年被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最佳影片、他也多次被提名最佳导演与最佳编剧；《证人》令长期徘徊在二三线的绿叶张家辉破天荒地拿下了七料影帝，《线人》将过去只会在动作片中耍狠的谢霆锋一把推至金像影帝的位置。
陈嘉上却对林超贤这个阶段的作品有些担心，“《神枪手》《魔警》等等都是沉沦的。观众去电影院看你的戏，没有责任付钱去分享你的悲苦。这跟电影好坏无关，可是从商业角度看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当导演跌到这个坑里，对世界抱着负面想法的时候，愿意分享你作品的人相对减少了。人性希望能分享快乐，能买到希望。但他说，那就是他真实心态的反映。”
在《激战》中，林超贤的绝望走到了尽头。它的看点不仅是年近50的张家辉练出了六块腹肌、鲜嫩可口的彭于晏帅了观众一脸，而是“一个人怎么突破中年危机的恐惧，知道生命路上的挫败与困难，但依然能为了一个目标去追，不管代价多大”。他用《激战》战胜了中年危机，又用《破风》告诉大家，年轻没什么不能重来。
“拍完《逆战》，我的思想更清楚了，要冲要打，还要到外面去打。不能再打了，要换一个方向，于是有了《激战》。” 放下枪是林超贤拍《激战》之初就有的想法，“拍《激战》和《破风》，我可以不用枪枪炮炮拍一部电影，能用动作的理念展现动感。”
更令陈嘉上惊喜的是：“他不靠枪也能拍出动作片，有了自己的风格。甚至在这部戏里，特效不再成为吸引观众的噱头，他已经懂得用特效争取想要的镜头。观众甚至不知道哪些地方用了特效。”
2011年，林超贤凭借《线人》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港台导演奖，陈嘉上在台下哭了，“我知道，给他一个机会，他拍电影会火的。他只是一直不幸运。我从来没有对他失望过。终于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认定他的努力。”
《激战》上映后，林超贤例行去健身房，工作人员告诉他，最近很多人来报名，都是因为看了《激战》。他突然被正能量笼罩，也明白了陈嘉上话中的含义。
主旋律商业片
拍完《破风》，磨合许久的《湄公河行动》终于可以开拍了。在《湄公河行动》之前，林超贤正与博纳总裁于冬谈另一个公安题材：公安部提出拍摄以“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湄公河惨案）为背景的《湄公河行动》。这是国内第一部与公安部直接合作的电影，双方摸着石头过河，磕磕绊绊筹备了三年。
林超贤成为第一个与官方合作的香港导演。一连串筹备会议迎面而来。十多个专家，头衔长到记不住，围成一桌分析拍摄构思，专家不是电影行业中人，主要从剧本思想与人物形象上提出修改意见，艺术创作和艺术想法则放在次要位置。
《湄公河行动》最初的版本中，几位中方警察去泰国卧底，在黑暗世界求生存，躲过危机再将犯人带回国。由于卧底生存方式复杂，涉及到影响警察形象问题而作罢。到拍摄前已经改了二十多稿。林超贤最后说，“如果不接受那我就不拍了”，于冬与公安部高层沟通，才确定下基本方案：先拍，回来看片再决定可不可以，需不需要补拍。
内地演员的表演方式让林超贤感到陌生。陈宝国饰演一位领导，一举手一投足，林超贤不知道对还是不对。“真实的他们讲话是这样吗？我之前生活在香港，对所有人的状态都清楚，我能有判断。我对国语的理解没有那么准，一句话顺序不一样意思也完全不一样。”或许是有了前车之鉴，《红海行动》中的文戏大幅度减少，只留下必要的对白。
拍完回来，又是一系列专家研讨会。一番争论后样片送到了领导办公室，回复“好看”。林超贤发现，这是和官方合作的一个程序，“大家提意见，领导拍板。我遇到的领导都很开明。”
《湄公河行动》在201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整体低迷的情况下，连续七天逆跌，最终获得了11.84亿人民币的票房。这部作品靠着紧张的节奏、真枪实弹的场面，杀出一条口碑和票房双赢的“血路”，带有实验性质的合作成了，它也成了林超贤手中的一支“新枪”。
他接着投入了《红海行动》的拍摄。有了《湄公河行动》的先例，同样是与官方合作的《红海行动》顺利不少。“《湄公河行动》做了一个示范，原来可以这么去做。后面就没这么严了，《红海行动》在创作上没有太大问题。”
2015年7月，海军军方决定围绕撤侨创作一个电影剧本，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经过市场调查发现，博纳影视做过《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又在筹备《建军大业》，有成功的拍摄经验。
于冬牵线，林超贤与军方进行了更详细的沟通。海军的支持颇为慷慨：拍摄背景是也门撤侨事件，具体内容尽管想，需要什么支持都可以配合。“但想法和预算提前半年或至少四个月确定。我们要一个一个程序过，需要提前申请。对你们来说是拍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行动，需要很多部门安排、配合。”林超贤提出的条件是，不能干涉角色塑造，在不触及根本问题的情况下，保证绝对的创作自由。
在拍摄一场军舰戏时，梁凤英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军队的严格。定好通告后，天气预报显示会有一场台风打到湛江。出于对演职人员安全的考虑，梁凤英向军事制片主任王强提出取消通告。王强一顿痛骂，“我们是军队，军令如山，刮风下雨也不能改。”哪怕午餐迟到了三分钟，王强也会打电话来投诉：“两百多个海军在这边，说好12点到，他们肚子已经饿了，为什么迟到了3分钟？“我入行三十年，从来都觉得我是专业的。这次好像被挑战了。现在就明白，跟官方合作，必须要明确，一切想清楚，说了就不能改。”
原本林超贤设置了一段蛟龙队员与另一个国家团队一起行动的戏，但军方考虑到国家问题而作罢。他转而将故事核心放到展现“使命感”上，在他的构想中，蛟龙队员展现的是军人的使命感，海清饰演的女记者则代表了普通人的使命感。最后的抢黄饼事件中，两股使命感汇合，平凡人激发了军人，军人也成了平凡人，话题指向中心思想：每个人都拥有使命感。
涉及军事机密的部分不能拍。军舰的作战指挥中心有所有的操作系统和电脑，商量作战方案也在那个空间，不能曝光。片中呈现的指挥中心是自己搭的，更大，也更利于拍摄。
小冲突也是有的，林超贤为8名蛟龙队员特制了贴身便服，拍摄时军方代表要求用海军真实的便服。真实便服相对宽松，欠缺美感，林超贤反对。最终海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但成片中林超贤考虑到画面美感，将那场戏剪掉了。
沟通耗去大量时间。监制梁凤英负责斡旋，不够流利的国语并不是惟一的障碍。“直接表达担心因语言不同产生误解，越来越发觉少了一个中间沟通的角色。对方是军方，我们是香港团队，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希望能有一个有一定位置的人在我们之间成为一个桥梁。”林超贤总结。几次合作下来，他的普通话标准多了。
海军如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林超贤最多动用六艘军舰一起出海，再用直升机航拍，“临沂舰”是刚入列的新舰，造价14亿。UH-1多功能战地直升机、C-130大力神涡桨运输机等现役主力装备一一登场亮相。
于冬在林超贤办公室看了第一个3小时粗剪版，声效特效都没有，他一口水没喝看完了。放完电影，他马上拥抱了林超贤，第一句话是“你先让我去上个厕所”。海军方面原本以为是与《战狼2》类似的呈现形式，但实际看片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从《湄公河行动》开始，于冬有意识地加强主旋律基调，海报上的口号是“热血报国”，《红海行动》从一开始就向观众传递信息：这是关于中国强军梦的大片。
观众对此颇为买账，截至发稿，《红海行动》票房已超过36亿人民币，成为2018年春节档票房冠军，位列华语票房排行榜第二名。继《湄公河行动》之后，林超贤又用“新枪”打出《红海行动》，将自己推上主旋律商业片的巅峰位置。
为什么还去好莱坞呢？
他偶尔会怀念80年代香港人在街头拍电影的疯狂。把摄像机藏起来，演员突然冲到马路上开枪或是砍人，行人都不知道什么回事，以为是真实发生的事件。“那些电影有力量，观众能呈现出最真实的力度。”
海清杀青那场戏，需要拍摄她因捡手链躲过了汽车爆炸。她与导演约定爆炸与自己的特写分开拍。前面三条林超贤都不给过，觉得不真实。海清看回放，也发现自己虽然努力表演爆炸之后的害怕，但看起来情绪不到位。林超贤建议实炸实拍，海清捡手链时只听到耳边“嘭”的一炸，下一秒热浪滚滚而来，把她推倒在地，头发都快燃起来，她一手玻璃，又害怕又愤怒，找对了女记者面对恐怖分子袭击的心态。林超贤高兴地说了“good take”，拉着她看回放，不停说太好太好。海清一看，果然状态完全不同。
《红海行动》拍摄使用的武器都是真枪实弹，子弹虽经过处理，但依然有火药在里面，“全真武器和装备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林超贤说。“很多同行拍动作只是为了电影效果，我也追求，但我不会太不符合现实。” 早在拍摄《飞虎雄心》时，林超贤就摒弃了“扔个手榴弹一个大爆炸全是火”的呈现形式。子弹怎么射，手榴弹怎么炸，林超贤的电影里能找到答案。
在《火龙对决》中，他曾尝试找回那种力量感。在中环，让演员拿枪去追，摄像机预先藏好，全实景拍摄。临时演员混在路人中间，带动路人的反应。在拍摄用到的路段外围摆上信号灯，让外面的人知道在拍戏。提前计算好时间，分批次拦住路口经过的车辆，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实景拍摄。“用这种方法去拍电影，全世界只有香港。以前所有人都是这么拍的，我们很懂怎么去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不够，他还要控制演员。拍《激战》，张家辉和彭于晏都成了准专业拳击手，拍《破风》，彭于晏快练成专业自行车手。拍《线人》，谢霆锋真的被打到浑身是伤——总之，一切做到极致。
“纯粹，”陈嘉上这样评价林超贤，“他拿到东西就想尽办法在条条框框里做到最好，别的什么都不管。‘放弃’从不摆在字典里。《红海行动》最好的是证明了谁也不像林超贤，给你多少个亿去呈现这件事情，行动吧。结果你看，超贤实打实给了你答案。”
陈嘉上认为，《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有些处理是他完全不能超越的，“对镜头的掌控，天啊，这王八蛋太厉害了！”见到师傅徐克，陈嘉上对他说：“我虽然比不过你，但我的徒弟超过了你的徒弟。”
《红海行动》的成功引来了美国制作公司的橄榄枝。当好莱坞真正找上门时，梁凤英反倒没有愿望实现的激动了，“我希望他有成就，但好莱坞有它的制度，他不一定会习惯。他需要创作的自由，我们现在有条件，为什么还去好莱坞呢？”
林超贤的办公室已经从尖沙咀的小房间移到了观塘宽阔的写字楼，落地窗外是蔚蓝的海。办公室两面墙摆满了超级英雄的手办和各类枪支模型，这代表了他作品的两个主要特色——英雄一般的使命感与永不缺席的枪炮轰鸣。Batman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他最爱的超级英雄，因为在他身上，“有强大的时候，也有软弱的部分，能感受到超级英雄也有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电影角色的重要着力点。枪支模型早已和当年找寻的那把特殊的枪不同了，它们更先进、更精密、更帅气。
他依然坚持每天运动，紧身运动衣让这位53岁的中年人看起来依然结实有力。多年以前，他靠运动度过了那些黑得看不见光的日子。多年以后，这副从未停息的身体也将带着他找寻新枪。
好莱坞会是那支新枪吗？
动作是一种能量——对话林超贤
“如果继续拍电影，我的电影会是什么样？以前的电影有一部分我自己，但不是全部。我应该在一开始就清楚电影跟我的关系，要拍我自己有感觉的电影”
坦白说我没成功过
人物周刊：1994年拍《飞虎雄心》时，你已经开始尝试执导了，与之前在拍摄现场相比，你的感觉有什么变化？
林超贤：肾上腺很高。我在现场控制力特别强，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的紧张，我很清楚。
人物周刊：让你着迷的是动作本身？
林超贤：我对策略感兴趣，士兵的个人技巧、军人小分队的技巧……大规模的士兵打仗我也大概了解。拍同一个电影，有兴趣的导演和没兴趣的导演，哪怕去同一个地方发掘资料，最终呈现也不一样。没兴趣的导演只是从电影效果去想，而非从真实性出发。为什么大家看了“飞虎”会觉得真实，除了动作以外就是那种作战的气氛调度，连手榴弹爆破的大小、方向都是不同的，不仅仅是常规电影要的强烈的效果而已。
人物周刊：拍之前就全部想好？
林超贤：比如拍一场突袭的戏，我会想这个场景在戏中的呈现会怎么样。突袭身处其中会怎么想？再跳到防守一方，想在这个地方突袭的话，现场环境够不够防守一方还击或隐蔽。站在双方立场各想一次，基本上看完景之后就能确定那个地点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就知道现场应该怎么拍。
人物周刊：从一开始拍戏就进行这样的思考训练，还是拍多了戏之后熟能生巧？
林超贤：《飞虎雄心》所有的动作已经是我拍的。我的好朋友是警察，他们与国际刑警会经常交流一些心得和案件。外国刑警行动会有团队带着摄录机跟拍，用来教学，他们会互相交换这些片，他经常拿这些给我看。这些片外面看不到。那时候起，这种思考的方法就开始了。
人物周刊：看片子时，你会站在导演的角度思考怎么拍，还是研究片中成员的行动逻辑？
林超贤：在看纪录片的时候会研究，如果这帮贼当时不是这样反应，事情又不一样了。我会做一些想象。警察教学也会用这种方法。
人物周刊：所以在副导演的位置上，无论对演员的把控还是对现场的掌控，你都游刃有余？
林超贤：我们那个年代是从学徒开始，只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同行里最好的。副导演是非常重要的，把整个事情控制到导演只需要舒服地看OK还是不OK，其他的复杂问题都由我来安排。每天应该先拍什么，拍什么戏份，跟摄影师以及其他部门沟通。让整个流程非常畅顺，就是我们当副导演的满足感，做到这个我已经非常有成就感。所以那时其实没有想过当导演。
人物周刊：当导演是比较意外的事情？
林超贤：我第一个电影不是在陈嘉上导演那边开始的，只不过《G4特工》开始不太畅顺，陈导帮我，担任制片人，我当导演。所以也不是我突然想当导演。是另外一个监制来找我，想让我当导演，这样开始的。
人物周刊：拍完《G4特工》之后就一直想当导演了？
林超贤：当了导演之后其实很难回去再当副导演，不是心态的问题，是别人会尴尬。现在看来，那时候坐上导演的位置挺冒险的，如果成功当然没问题，不成功的话，也没有回头路。
人物周刊：“你拍戏很辛苦”的说法从那时就开始了？
林超贤：我第一部电影拍得特别长，人家可能拍10小时，我肯定拍到15小时。可能我要求的东西比较复杂，就觉得这样才好看。我从副导演去做导演的时候，希望可以比之前再多想一层，所以有时候跟我拍电影是挺累的。
人物周刊：梁凤英说，以当时香港电影的环境，你作为动作片导演很难获得足够的支持。动作片比较烧钱，当时香港电影的环境是很难让你发挥的。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林超贤：或多或少有。香港电影的习惯就是导演也要想怎么运用预算，有时候设计非常好，但要拍可能花很多钱，后面怎么办呢？这是以前所有导演都会面对的问题，是香港电影的生态。
人物周刊：你在入行以后明显感觉到这个生态是在衰退的。
林超贤：条件越来越差。
人物周刊：会觉得生不逢时吗？
林超贤：也有这样想过。但主要还是在想怎么冲出来。
人物周刊：环境对你的心情影响有多大？
林超贤：会有点迷茫。电影其实是娱乐工业，它是提供娱乐给观众的，如果社会气氛不好，大家也没有心情去娱乐。这时候难免会觉得，自己的行业是不是已经走进一条不通的路。
人物周刊：周围有人放弃了，你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林超贤：我身边还是同一个团队。如果这些人全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但那个时候，我跟Candy（梁凤英）、一两个以前较核心的工作人员天天都会回公司，聊天也好，喝酒也好，打电话也好，都是大家在一起的。有这些人在旁边不会觉得特别孤独。
人物周刊：当时你还有心思去计划拍一部大制作的动作片吗？
林超贤：没有，从没想象过要拍大制作。因为当时我的状况，坦白说我没有成功过。
人物周刊：《野兽刑警》拿了金像奖最佳导演也不算？
林超贤：对我来说只是开始。我觉得这样太不踏实。当导演才拍了一部戏，是一个试验，成功了、拿到奖，很不真实。如果那个气氛没有改变，我们试验完之后就按这个经验去想前面应该怎么走，那我可以慢慢成熟，但那时还没想清楚，整体气氛一下下来了。后面就更加没人投资，那个氛围让我觉得很多事没有机会做了。
人物周刊：让你觉得少了很多成长的机会。
林超贤：没有特别想个人的成长，一直在思考电影业怎么办呢？以前做电影就一圈人而已。80年代日子很好过，不管电影好与不好，拍完一卖到东南亚市场就赚钱。可能有些电影拍得特别不好，但导演马上可以再拍，那个时候需要产量而不是质量。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某部电影这么难看，应该拍完死掉了，结果人家又继续开工。
人物周刊：但香港电影市场低迷期间，你依然保持一年一部的产量。
林超贤：大家愿意用一个很低的成本做一些小题材，小品。尽量找空间去做一些能开工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些小品的拍摄，会让你有踏实感吗？还是说只是为了维持这个市场，让它看起来还有生命力，还有人在坚持？
林超贤：一方面是为了大家能开工。另一方面，爱情小品也是陈嘉上、陈庆嘉等人的强项，我们长期合作，可以尽量照顾大家，虽然酬劳不高，但起码让大家心情有一些寄托。
人物周刊：休息的两年你想了什么？
林超贤：如果继续拍电影，我的电影会是什么样？以前的电影有一部分属于我自己，但不是全部。我应该在一开始就清楚电影跟我的关系，要拍我自己有感觉的电影。
人物周刊：之前拍那么多电影没想过这个问题？
林超贤：我们都是群体，群体创作总不能只听你一个人怎么想，要经过其他人的同意。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有意见，你要想那些意见的对错，但最后依然不会完美。既然一个团体经过这么多人去平衡以后也不完美，有一部分是你、有一部分是他，倒不如我一个人去想，对每一件事的判断与决定都有自己的依据。这样的想法和从前不一样。
寻找价值
人物周刊：《证人》跟之前作品相比成熟了很多，之前会感觉你还在思考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看《证人》的时候开始觉得，你在表达你的世界。
林超贤：真的可以这样说。其实也是想突破警匪片的套路，《证人》不算动作片，是剧情片。
人物周刊：这几年剧情片和动作片的节奏是一年一部？
林超贤：对。动作对我来说是一只能量炮。打完一炮之后我需要积累，直到我觉得有动力了再打一炮。所以《神枪手》之后，我就要歇一下，拍《证人》，再打一场激烈的《火龙对决》，然后是《线人》、《逆战》，不要在香港打，要出去打。不能再打了，换个方向，拍《激战》。《激战》完全没枪炮，不是枪战类型的电影。真是由我心出发的。以前我所有电影的开始都经过程序、经过讨论，定下拍摄方向，没有我个人的计划。从《神枪手》开始由我计划，拍完之后想下一个电影要怎么样。
人物周刊：为什么在《激战》时放下了枪炮？
林超贤：想突破自己。我们每拍一部电影、每想一场戏都有很多方案，也拍很多遍。到下一部同类型影片拍摄时，用同一种表达方式，你就很难跳出去，所以必须想办法摆脱困在这种想法中的情况。
人物周刊：怎么摆脱？
林超贤：找不同的类型。拍完《火龙对决》，下一部同样是警匪片的话，大概也是那种场面，那些东西肯定就摆脱不了。想方法找一些不一样的，直接换类型拍，找新的灵感。尝试在一个类型里找一两个小点，那不叫摆脱。
人物周刊：这种突破痛苦吗？
林超贤：可以说是创作一个故事最难的点。我经常跟编剧说，如果随随便便一个故事都可以是电影的话，任何人脑子里都有几十个故事。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拍，要经过评估，不是靠具体的标准，而是内心的评判，好故事或者有价值的、观众想看的，才能呈现成电影。
人物周刊：你现在看一个故事，在意的是动作的实现程度还是故事本身反映的人性？
林超贤：我重点看它的中心价值。《红海行动》的中心价值是使命感。为什么夏楠要出现？如果只拍军人的态度、军人的价值观，他们的使命感不需要电影去重复。使命感每个人都有，夏楠让杨锐清楚，虽然自己是军人，有军人的任务，但脱下衣服之后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使命感。所以才会有抢黄饼这件事情。有人觉得看完一场救人之后，不需要抢黄饼这场戏，但从讲故事的人的角度讲，到抢黄饼这里才把我要讲的价值呈现出来，没有这场戏就没有这个价值。
人物周刊：但使命感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也可以说《湄公河行动》是在展现使命感。
林超贤：他的使命感是作为警察，他应该为这13个死去的人找一个公道。还是警察的立场。你跟我也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不一定宏大，不一定要救人，你做好你的工作，对工作有热情，这就是你的使命。这种电影不应该只拍给中国人看、拍给海军看，他们自己觉得威风好看没意义，给全世界看的时候，观众能在电影里跟你沟通什么？只是看完说中国人现在多牛逼，海军多厉害，那关他们什么事？我希望把有局限的东西做到具有普世的观影价值。
人物周刊：从《湄公河行动》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林超贤：其实《证人》就有了。《证人》到《魔警》，每一个人物在人生道路上都有很多挫败和打击，但他们还是会为了一个目标干到底，不管代价有多大。这可以说是我之前遇到困难时的一种心态，放在我的电影和角色里面。经过几部电影，把自己之前的心态带过之后，我发现这些角色的生命都是贯通的，很悲惨。我需要给我的人物创作一个重生和希望，所以我就想了《激战》，在说怎么冲破中年危机的恐惧。《破风》是我想鼓励一下年轻人。
成功依然不真实
人物周刊：《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这两部算命题作文吗？
林超贤：《红海行动》比较命题。
人物周刊：你个人想法的呈现在片中占多大比例？
林超贤：我之前虽然拍过很多合拍片，但港味比较浓。哪怕《激战》跟《破风》，已经离开了香港的地貌，但里面的想法还是比较香港的。人的反应、人物性格与发展方向其实都有香港电影的影子。
《湄公河行动》是新的开始，我在摸索期，没有过多放我以前对人物的设计。我要观察。《红海行动》其实也没完全摆脱这种心态。这两部电影都讲普通话，我对普通话的理解还不是很准，两部电影的类型又这么强烈，更难有太多空间，也做不到从前电影里对人物的塑造。
人物周刊：但最后两部电影都成功了。
林超贤：算成功。我在表现上没变，手法、节奏、对动作的判断是与从前一致的。
人物周刊：所以你认为这两部电影的人物塑造还有进步空间。
林超贤：这看电影本身的空间怎么样，你要知道每一次电影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东想一想、西想一想，那就是不成熟的导演，会犯当初拍《 G4特工》的错误。
人物周刊：票房与口碑的成功也许会让大家觉得你适合拍这类主旋律商业电影。
林超贤：我以前是想当警察的人，只是考不上而已。我内心也是……虽然有一些阴暗的部分，但还是正能量占主导。我会特别想呈现正能量的东西。如果主旋律传达的是这种情绪，同时也有好的发挥空间和想象空间，我肯定会拍。
人物周刊：你说之前没有特别成功过，现在呢？
林超贤：坦白讲，现在依然觉得不真实。现在去到这个票房，没人可以想象。能打到这个地步是一件好事，但我不能因此就朝着这个方向走。还是回到初心，怎么去拍下一部电影，把质量做好，能交出来不丢脸，这是一个目标。
人物周刊：其实最初你也没想到当导演，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导演会是你的职业追求？
林超贤：喜欢就是喜欢，不想是不是。头几年基本上不会想“这个是不是你的事业”，是喜欢。我太喜欢这种状态——跟所有人一起做电影。虽然每部电影都有一些波折，但还是喜欢，做五年十年，它就变成了你的事业。
（感谢梁凤英、陈嘉上、海清、张家辉、彭于晏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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